林松：忆清潭下放劳动生活

　　＊本文摘自《上杭文史资料》第二十六期(2001年9月)，作者林松，原标题《回忆下放干部的生活》

　　1969年11月19日是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天吃过早饭，下放到上杭县农村去的几十名龙岩地专机关东肖学习班的学员，带上被盖、生活用品和“红宝书”等家当，集中在礼堂门前，由专程前来接我们的上杭县革命委员会政治处组织组负责人肖汉全带领，乘坐专车，在学习班领导和驻学习班工宣队简朴的欢送下，告别集中学习10个月的东肖学习班，依依惜别工作多年的龙岩城和情同亲人的原机关同事，奔赴上杭县农村。在上杭县城吃过午饭，我们去中都公社（当时称东风人民公社）的8人（男6人，女2人），在公社干部的带领下，又专车送到接收安置的永联、军联、古睦3个生产大队。到永联大队的4人，钟震东（原专署文化局干部）、刘景如（原专署轻工局干部）、邱富娣（原地专机关幼儿园教师）和我（原地委讲师团干部）。老钟和我俩人在中都公社的北大门永联大队青潭生产队下车后，大队革领小组组长郭海洲和生产队干部在公路上迎接我们，2个40多岁的男子为我们挑行李.（事后知道他俩是被派“义务工”的“四类分子”）。我俩就住在调河小自然村，青潭生产队会计彭立明的家里，2人同住一间房，吃在隔壁生产队长彭振荣的家里。大队、生产队干部和房东热情地接待我们，社员们也欢迎我们的到来。从此，就在这北山脚下的小山村里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干部下放劳动是“斗、批、改”的产物，是响应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号召，经组织动员、个人报名，再由组织决定，直接安排到农村生产队。经过几年的，原有的党政机关和许多单位，都被“砸烂”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级、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领导和工作人员，除一些是原机关的干部职工和个别领导外，多数是新人。原地委、专署机关和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未被新单位任用的，都进东肖思想学习班学习，学习班结束后，大多数人就被下放到农村。这批人中，一部分人是“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干部，一部分人是“文革”中参加“红字派”的干部职工，大部分人是“文革”中参加“新字派”的干部职工。他们都经过思想学习班10个月的学习过了关的，具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色彩。下放干部也被称为“170部队”，“1”是指扁担，“7”是指锄头，“0”是指斗笠，这些都是下放干部每人必备的劳动工具。当时还流传着“一年拿工资，二年拿补贴，三年拿工分”，逐步做到自食其力的说法，似乎到生产队劳动就是下放干部的主业了。虽然我们不信传言，但是体力劳动确是下放干部的必修课，每人都购买了锄头、扁担（有的是自己做的)、斗笠、蓑衣、镰刀等生产用具，所需资金在控制额内到公社报销。

　　青潭生产队包括羊头石、陂尾、青潭和调河4个小自然村，头尾2公里，36户人家，170多口人，耕地面积300多亩，还有几千亩的山林，清澈的小河在村前流过，是个田多，山林资源丰富，水利条件较好的秀丽山村。我们进村就快到小雪节气了，一塅塅一垅垅金黄的稻子才开始收割。从第二天起，我和老钟主动请生产队长安排，和社员们一起出工收割稻子。因长期在机关，很少参加体力劳动，割稻、打谷都感到吃力，硬是挺着干，连续坚持10多天，累得腰酸背痛，直至把稻子收割完毕。记得最后那天下午，在子下湖洋田里割禾完后，要转移到石细塘另一小珑田割禾，连我七、八个人没有生产队干部在场，又大又重的斗楻[楻]没人扛，我就挺起腰干扛起这八、九十斤重的笨家伙，走了1公里杂草丛生又陡又小难行的山路，拼死命把斗楼扛到了石细塘稻田里，这时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却累得满面通红，大汗淋漓。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扛这么笨重的斗楼走这么难行的山路还是头一回哩。这次也可能是社员们在考验我，我挺过来了，社员们用惊喜的眼光看着我，赞扬我，似乎不可小看我们。

　　半个月的田间劳动，踏遍了生产队的坑坑珑咙，认识了不少社员群众，在此插队劳动锻炼的中专毕业生小邱、小张，上杭知青小郭、小陈，厦门知青小纪、小杜，还有厦门迁来的老黄一家，上杭城里迁来的老郭、老黄两家，均成了熟人，有的还成了朋友，他们向我反映了生产队的许多情况。

　　冬翻土是分组分户包干，而且也是重体力劳动，我们较少参加。第一年的春耕插秧和夏收夏种，我除了去公社、大队开会，几乎都在田头和社员一起劳动或检查督战。春耕刚推广矮种密植，群众不习惯，我和队干部商量，先用绳子拉直分格控制密度。我还选了调河一块9分地做示范，严格按5寸×6寸的密植规格，第一天劳动9小时插了7分地，第二天半上午才插完，社员们在田头看了经过对比，疏植现象也少了。

　　用牛犁田耙田是农民耕作的老传统，也是一种技术农活，我也抱着学农活技术的想法跟着能手学过几次，只是学的时间短不熟练。这个村子生产毛竹，也有竹匠，我买了把篾刀，跟着师傅学会了做畚箕和竹笼。在青潭一年八个月的时间里，主要农活都做过，熟悉了一年四季24个节气和农事活动，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重新学习的机会。

　　同劳动是一种体验，同吃同住又是另一种体验。下放干部有家属去的，几口人一起吃住，住的条件虽然不如城里，吃的全是自家安排，过得还算自在，上级强调单身汉要在社员家里搭伙，差异就较大了。那时农村生活吃住条件普遍较差，生产队对下放干部很照顾，尽量安排在住房条件较好，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可靠的贫下中农家里。1970年春节过后，钟震东调到黄坊一队去了，我一人在青潭曾先后吃住在会计彭立明、生产队长彭振荣、政治队长彭丁文、老党员邱桂秀四户家里，他们都把我当作自家人，待如贵宾，住房是楼上较好的房间，每日三餐都有新鲜的蔬菜，有时还有肉、鱼、蛋，过节比较丰盛。说实话，下放干部吃住在社员家里，也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加重了房东的负担，如果没有我住在他们家里，起码三餐简单得多，省事得多。下放干部每月定额35斤粮票，3两油票，10元5角伙食费，我除了按规定向房东交钱粮外，有时自己也买些鱼肉给房东。那时劳动强度大，油水少，饭量也大，虽然房东用饭甑装饭，叫我要吃饱，但我不敢吃饱。因为我的粮食定量和伙食费较低，房东的粮食也不够吃，而且房东也和我一样半饥饱过日子。由于我有时劳动过累，吃饭没定时，晚上开会经常到深夜，身体也出毛病了，第一次患上了胃溃疡。1970年秋公社抽我去搞“一批二打”工作队，集中在上都保健站学习，我胃痛得不省人事，好在医生及时救治，未出大事。此后，我坚持吃药，又改在县财税系统青潭农场搭伙食，比较注意了饮食和休息，身体才逐渐恢复。生产队干部和房东关心我的疾病，要我少参加劳动多休息，还煎药给我吃。有一次我的左脚扭伤了，房东彭丁文的母亲张大妈用草药捣烂给我包扎，未去找医生，用草药就治好了。

　　下放干部中人才济济，有久经考验经历丰富的领导干部，有年富力强办事认真的工作骨干，有各种专长的技术人才，有朝气蓬勃敢于开拓的年轻干部。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各公社、生产大队的重要课题，对他们重视与运用方法的不同其效果也大不一样。中都公社党委（前期称党的核心组）、革委会，摒弃对下放干部的偏见，没有把他们当作是下来劳动锻炼改造的对象，而是作为加强农村基层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走不了的农村工作队，关心、信任、依靠他们，当作公社干部一样使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协助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开展各项工作。下放干部不仅参加公社召开的各种会议，还定期组织到公社学习、休整和过节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有的下放干部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领小组组长或副组长，有的被聘为公社农业技术顾问或920厂技术负责人。从龙岩农校下放的华敦善老师，对水稻等农作物的栽培、病虫害的防治有较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为所住的杨梅坑生产队和古睦大队的粮食增产作出了较大贡献，部社员誉为“五谷仙”，公社聘他为农技站顾问，经常请他辅导水稻生产技术，并到各大队、生产队巡回指导，足迹踏遍全公社各个田报山珑，深受干部群众的好评。我被任命为永联大队革领小组副组长,虽然我没分担永联大队的工作，但毕竟压了担子，有了帮助搞好青潭生产队的责任，我也尽力而为。青潭生产队自然条件好，可一直是中都公社乃至全县出名的“老大难”生产队。群众有句顺口溜：“青潭鬼地方，干部有想当，女人刨私有，男人上岭岗；田里少打粮，年年渡饥荒，妹子唔嫁来，和尚心里慌。”公社领导为改变生产队的落后状况，长期派驻了强有力的工作队，县委的一位部长和中都公社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在这里蹲过点，但是老大难面貌一直难改变，所以这次安置了2个单身下放干部到这个生产队。算是重兵了，在全县也是少有的。春节过后，老钟被调到黄坊一队去后，只我一人住青潭生产队。几个月的三同生活，队干部和社员们与我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他们讲的二件事给了我启发：第一件是“文革”前夕县委宣传部刘部长到青潭生产队蹲点抓春耕生产，一天上午在子下山坑田里他和好几个男社员一起插秧，快12点了刘部长号召大家鼓劲把这坑田插完后再回家吃午饭，省得下午再来一趟。社员们说好，可是不一会却一声不响的全都偷偷的溜回家吃午饭了，田里只剩下刘部长孤零零的一人，使他十分尴尬。第二件是有几个男社员晚上经常上山抓石蚣打野猪，白天出工在田里无精打彩、懒洋洋的或找荫凉处睡觉，队干部没他的办法。这说明生产队班子不坚强，不敢抓不敢管，邪气压不倒，正气上不来。究其原因有几点：一，青潭生产队地处武平、上杭两县的象洞、湖洋、城郊、中都四个公社交界处的北山脚下，解放初是“救国军”头目林汉强的主要活动地之一，队里的中年男子大部分参加过反动组织的活动，历史上有污点，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虽然当了干部，但腰杆子和嘴巴却硬不起来；二，青潭生产队是由社教前的四个生产队合并起来的，男子汉除了戴帽的“四类分子”，几乎人人都当过生产队干部，你也管过，我也当过，互不卖账；三，这里资源丰富，副业门路广，“资本主义”难堵；四，社员居住分散，鞭长莫及，难于统领。基于上述情况，抓好班子建设是改变青潭面貌首要任务，因此，我决心从这方面做好工作。生产队班子经过几次调整，最后人选较为理想。生产队长和政治队长都很年轻，有文化，家庭条件好，没有拖累，副队长历史上虽有过污点，但他有些文化，又有生产经验,敢想敢干，办事公道；生产队会计有经济头脑，交际能力强，活动面广，也是队里的“大伯头”；其余的二、三位配角也不错。班子定下来后，关键是如何支持和帮助这一班人开展工作。我吃住在生产队主要干部家里，就等于做了他们的坚强后盾，每天在一起生活，情况有交流，决策有协商，当好参谋。我对生产队的各项正确决定都给予坚决支持，并动员队干部和上山下乡的各户及知青首先做出榜样，在抓阶级斗争的同时，大力宣传党的“团结大多数”、“既往不咎”、“重在表现”等政策，又大力宣传青潭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有上级的支持，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落后面貌一定可以改变。生产队干部团结了，战斗力强了，社员们的心齐了，歪风邪气压倒了，正气树起来了，第一年春耕生产面貌大变样，实现了矮杆良种化，密植规格化和全面下基肥沾秧根，保季节插完了早稻，又调整了管水员，加强了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治，早季获得大丰收，增产粮食二、三万斤，干部社员喜气洋洋，生产劲头更足了，晚季又夺得大丰收。在此同时，也抓多种经营和全面发展：一是合理利用丰富的竹木资源，发展副业生产。煞住了盗伐竹木、私卖木材和松香竹筒子，统一安排松脂副业人员；夏收前和冬季统一组织劳力伐松木卖给木材采购站，毛竹由生产队出卖，为生产队增加了一大笔现金收入。二是把生产队的几口鱼塘分别落实给责任心强的社员管理，产的鱼由生产队统一处理。三是创办集体养猪场，把年年超支欠生产队粮款的一户社员养的一只母猪及仔猪折价卖给生产队，派专人饲养，扩大发展规模，增加生产队肥料和社员的肉食。生产队的面貌在变，干部社员们也看到我付出的辛劳，亲切地称我为“林队长”。

　　青潭生产队一年打了一个翻身仗，不仅第一次完成了几万斤的征购粮任务，每人分得的粮食从150多公斤增加到250公斤，日工分值从3角多提高到4角8分，生产队还修了仓库，新建了300平方米的水泥晒谷坪，一举摘掉了“老大难”的帽子，得到公社的表彰，出席了县先进代表会。邻村的群众赞道：“青潭好地方，田多变粮仓，山上摇钱树，真是鱼米乡；干部直了腰，队里大变样，妹子娶进村，户户喜洋洋。”

　　基层工作也曾有过失。那时，强调“突出政治”、“阶级斗争为纲”，虽然没有乱批乱斗伤害干部群众，但是也有“左”的影响：一是搞政治评分难推行，劳动效率远不如定额计分；二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户养家禽“鸡头鸭头不能超过人头”，影响社员收入和肉食；三是1971年春季插秧刚完，公社分片举行密植、良种检查，青潭生产队种了10多亩“南京六号”中杆品种，而且这一品种经过实践证明，产量较高，抗病虫害能力强，种在山排田适应性较强，已经获得增产，可是被前来检查的一位公社副书记下令耙掉，重新插矮杆品种，结果季节超过立夏，造成夏收时这部分山田减产。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向来比较贫穷落后，工作艰巨，生活艰苦，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也确实是个锻炼人、考验人的地方。所以毛主席当年提出“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中都的下放干部不管是省里来的，厦门来的，龙岩地区来的，还是县里来的，除了个别单身下来的女有家庭牵挂（丈夫、孩子还在原地）和病号外，其余的都住得下，稳得住，服从公社、大队的领导，自觉参加劳动，自觉开展工作，自觉遵守纪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时我年纪轻，单身一人无忧无虑，生活上吃得了苦，工作上敢挑担子，自我教育，严以律己。

　　有一回生产队养猪场的一只小猪快死了，丢掉可惜（当时肉食少)，卖没人要，队干部决定把它杀了，自愿参加打平伙，收钱交生产队入帐，我参加了，有的知青也参加了。事后有人编造说“生产队干部白吃了一只猪”，事实一摆明，社员认为这样处理公道。

　　1970年夏收夏种时，上杭一中的手扶拖拉机来支援生产队耕田，会计彭立明家负责招待2名拖拉机手。加上我和会计共4人，晚餐杀了只半番鸭子，做了二、三个简单的菜，却多出了糯米糍粑，客人吃得欢心。过后，彭立明要我同意由生产队补还他10斤糯谷，我说服他事先没有经过队委研究同意，免得引起干部社员有意见，你自己吃点亏吧！所以那时生产队干部没有多吃多占现象，我也没有分生产队一斤粮一分钱。

　　下放干部会多，公社开会，大队开会，还要到县里开“四干会”，无特殊事情从不缺席。我住在公路边，乘车方便，但是去公社开会都是跑路，有时借房东彭立明的单车骑着去，开紧急会议都是早去晚归，一天来回20多公里，当晚还要召开生产队会议或第二天在田头开短会贯彻。生产队开会最头痛的是春荒时评回销粮，1970年上级拨下来的数量不多，生产队粮食困难户多，争吵不休，靠多做思想工作和动员队干部高姿态，然后按困难大小分等级，经户主大会通过已是深夜一、二点钟了。

　　做工作会得罪人是难免的，只要出于公心，讲清道理，干部社员们都能接受。1971年春耕插秧田管过后，按生产队安排割松香人员上场了，生产队长彭振荣也磨起钩子准备上山割香。我耐心说服他，队长担子重责任大，自己参加搞副业，割香会影响生产队全局，他接受了我的意见，放弃个人利益。

　　20世纪70年代初期家俱热开始兴起。青潭林木资源十分丰富，各种优质木材都有。我和老钟也想做几件结婚用的家俱，各人写了报告，经生产队大队同意，公社批准，每人准砍杉木8支，每支交山本费5角。房东彭立明帮助我俩一起上山砍伐，一支也没多砍，后来被人偷走10支，剩下6支我们自己动手抬回住处，没有占生产队半个劳力。老钟做了一张床、一个菜橱、一个小圆桌和4张小方凳，我做了一张办公桌、一个小书橱、一张小圆桌和4张小方凳，至今还在使用，成了下放劳动唯一的纪念品。

　　从1971年春季开始至1973年，下放农村的干部陆续被各地调回，有的回到原机关单位，少数被留在公社工作，大部分被调到新的单位工作。我在第二故乡青潭生活了20个月，于1971年7月1日调到上杭县革委会报道组工作，离村时队干部、房东、社员们都热情的送行，依依惜别，此后还长时间保持相互联系，至今一幕幕往事常回萦在我的脑海里。